当前所在位置:首页> >> 史志研究>>江淮英杰>正文

正文

吴可

【字体:    】 【稿源: 】 【日期: 2019-06-12】 【打印

  未标题-1.jpg

  吴可(1900-1927)安徽宿州人。1920年在北京读书期间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(对外称俄文补习班),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。1926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,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。三一八惨案后,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,吴可始终坚守岗位,恢复建立了多处党的基层组织。1927年4月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,他立誓报仇雪恨。6月,中共北方区委决定举行武装起义,任命他为暴动总司令和北京市工会党团书记。10月因叛徒告密,被捕遇害,牺牲时年仅27岁。1949年12月11日,周恩来主持葬礼,将吴可等18 位烈士遗骨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  吴可,化名张希贤。1900年出生于安徽省宿县(今宿州市)西寺坡水池铺村,自幼父母双亡,成为孤儿。吴可被徐州外国基督教会办的教养院收养长大,又上了半工半读的教会中学。帝国主义分子满以为通过抚养教育,可以培养出一群俯首贴耳、惟命是从的教徒,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。然而,吴可的成长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。在所谓的教养院里,吴可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在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,亲身受到这些“慈善家”们许多难以言状的虐待,因而内心里蕴积着莫大的愤慨和反抗的情绪。辛亥革命后,光复军途经徐州,将教会中的孤儿带至南京,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授意南京政府内政部设立孤儿院收养。从此,吴可在这里读书,直到中学毕业。

  五四运动前夕,在友人资助下,吴可专程赴北京,以官费考入中国大学。在这里,他一面学习文化科学知识;一面走入社会,寻求救国救民真理。当时,已经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,经常在《晨报》、《新青年》以及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抨击时弊、提倡改革的文章,使吴可从中开阔了视野,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。1920年,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(对外称为俄文补习班),吴可是小组较早的参加者,所以同李大钊的关系十分密切。1920年2月,宿县学生王香圃(后曾任中共山东省纪委副书记、山东省政协常委)到北京,就是由吴可介绍面见李大钊,并汇报宿县学生运动情况的。中国共产党诞生后,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。吴可根据党的指示,积极在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,并多次组织以反对封建教育为目标的学潮,配合工农群众开展反封建军阀、反帝国主义的斗争。与此同时,吴可还联络宿县在北京各高等院校读书的学生,组织成立安徽宿县旅京同乡会,每逢星期天或晚上,在北京凤阳会馆学习共产主义理论。1923 年暑假,他回到宿县,联络在外地求学的暑假回乡青年学生,组成宿县旅外同乡会,传播共产主义思想,在宿县一带影响很大。后来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有不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革命事业的骨干。同年秋,吴可因在校外集会结社,反对校长吕复,而被校方无辜关押七八天后开除学籍。

未标题-2.jpg

  宿州市西寺坡水池铺村吴可故里

  1924年秋,香山枫叶正红。吴可受党组织委派,来到香山脚下的慈幼院。香山慈幼院设立于1919年,由下野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督办,并自任院长。在院的600多名男女儿童,外无亲友送来的欢愉,内有封建教育的桎梏,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。慈幼院只要求孩子们具有谋生的技能,至于国家社会的生存发展、个人的理想和前途,都不容过问,更谈不到让孩子们起来向黑暗势力作斗争。吴可到这里的任务,就是在学生中宣传革命,启发他们的觉醒,让他们从冷酷阴森的封建樊笼,走向震撼世界的战斗天地。香山慈幼院附设的男子中学,有吴可在南京孤儿院的3位同学。首先接待他的是那3位同学的班长胡健(曾任丹东师范专科学校校长)。由于吴可平易近人,和蔼可亲,两人很快就熟悉起来。其他一些同学围上来听吴可讲话。虽然当时他们对吴可所讲述的革命道理还不甚理解,但总觉得他知识渊博,见闻丰富,谈吐风趣,吸引力强,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。从此以后,吴可成了慈幼院的常客。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同学们中间,耐心地进行革命启蒙教育。到1926年暑假,吴可在这所中学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。当胡健得知吴可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时,积极要求参加革命。吴可亲切而郑重地对他说:“你要做革命工作吗?可以的,等你考上大学再说。”同年秋,胡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,吴可便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,并开始在吴可领导下从事青运工作和工运工作。后来胡健在谈到吴可时说:“我们慈幼院能有一大批同学加入共产党,参加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行列中,岂非吴可同志的启迪引导之功么!”

  1926年,吴可被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委员,并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劳工部长,直接在李大钊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。三一八惨案后,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勾结起来,到处搜捕革命者,李大钊、吴可等主要领导均在通缉之列。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,吴可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,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。由于吴可坚持不懈的努力,香山慈幼院先后建立了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,在北京农学院、法政学院、中国大学及电话总局、财政部印刷厂等处也建立了党的组织。同时,在李大钊的倡议下,他还来到北京郊区卢沟桥一带,建立开展农民运动的宣传据点。

  1926年3月底,为了暂避军阀当局的监视和搜捕,李大钊和吴可以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,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西院的兵营里,继续开展秘密活动。但是,公使馆门前仍有伪装成拉洋车工人的敌侦探,一见有人从公使馆出来,就跟踪而上。在险恶环境下,中共北方区委仍然通过种种办法,与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保持联系。沉寂多年的兵营,一时成为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。到这里联系工作的,最多曾达到二三百人。有时,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,躲过敌探的监视,前来请示汇报工作。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,也前来求教。吴可协助李大钊对前来联系的人做了大量工作。

  1927年4月,时令已入初春,而北京的政治气候则令人感到寒冷阴森。在此之前,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自称为安国政府“大元帅”,在北京粉墨登场。这个出身于东北深山密林中的“红胡子”,自清末混迹军旅,割据称雄,几十年的官场角逐,使他练就了一套观察风云、翻云覆雨的本领。当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,击破直系军阀吴佩孚、孙传芳诸部,进军长江下游,特别是日帝国主义叫嚷中国“赤化”时,张作霖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,同时取得将来与南方谈判议和的对等地位,所以就职伊始,即以“反赤”、“讨赤”为标榜,抢在蒋介石之前,扮演反共急先锋。在他的反动统治下,安国军总司令部和京师警察厅昼夜出动大批军警和密探,在北京城内外到处缉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。当时的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:“宣传赤化、主张共产、不分首从、一律死刑”。敌人的疯狂追捕,使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机关的处境愈来愈险恶。吴可感到公使馆并非绝对安全之处,因为奉系军阀出于反动本性,不会遵守外交惯例,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也不会阻止反动军警进入苏联使馆,所以必须改变目前的处境,另行开创局面。经过充分研究,吴可在一天深夜,告别李大钊,走出苏联公使馆,打算回到报子胡同一个秘密住所去。

  死一般寂静的寒夜,没有星星,没有月亮。吴可悄然前行,当走到报子胡同住所的门口时,停了一下,用警惕的目光扫了一下四周。借着昏暗的路灯,他发现不远处有几个影子正向他这边移动。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,使他立即意识到这是跟踪而来的侦探。吴可镇静地闪进大门,迅速走进大院内的一户人家藏了起来。几个侦探匆匆跑来,向大门口窥视,只见院内房屋参差不齐,约有十几户居民。侦探因为没有看清吴可进的是那间房子,加之胆小心虚,不敢贸然进去搜查,只好隐身在大门对面的树下守候,并在胡同两头派人巡查。天亮以后,侦探仍未撤走。吴可为了摆脱险境,就请房东的一位老人到北师大找胡健设法解救。胡健得知情况后,思虑再三,终于想出一个金蝉脱壳的妙计。

  傍晚时分,胡健来到张学良在北京开办的“讲武堂”里找到一个叫李炳国的青年军官。此人跟胡健是中学同窗,为人正直豪爽。经过商量,李炳国借口请了两个小时的外出假,胡健雇了一辆黄包车让他坐上,自己则骑自行车跟随,一同来到吴可住处的大门口停下。这时天已黄昏,还下着蒙蒙细雨。胡健让黄包车夫在门外等候,自己引着李炳国走进吴可的房间。按照胡健的安排,吴可迅速穿上李炳国的军装,随即出门登车,在众目睽睽之下安全离去。胡健同来时一样,仍旧骑车跟在后面,出宣武门,经过下斜街,穿过慈祥印刷厂,来到少年罪犯教养院的一位朋友家中。过了半小时,李炳国也穿着长袍马褂从容到来。次日清晨,吴可坐上胡健为他预先雇好的黄包车,由外城出彰义门,绕弯路到燕京大学。

  那时,燕京大学完全处于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,到处都有密探的眼睛,地下活动受到很大限制。为了改变不利情况,坚持隐蔽斗争,吴可决定把活动地点转移到碧云寺内。碧云寺在香山东麓,从山门至山顶共6进院落,层层殿堂,依山而起,松柏参天,浓荫蔽日。沿着寺中大殿向罗汉堂去的过道旁,有一间很不显眼的小屋,里边住着北师大的一个叫王海镜的法文教员(此人后来到法国留学,在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占领法国时,先被投入集中营,后来失踪)。他那时负责党的一个支部的工作,同时又是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分部负责人。因为这间房子窄小陈旧,不被外人注意,因而成了一个开展革命活动最理想的地方。一天下午,碧云寺游客如云。吴可在王冶秋的引导下,随游客走进罗汉堂后,闪进王海镜的那间房内。王海镜随即将里面的一个套间打开,只见里面堆满了玻璃家具,没有一点空隙。三个人好不容易收拾出一块地方,用几把破椅子搭成了一张床,凑了两条被褥,在原来的窗纸后面又糊上一层用墨汁涂黑的报纸,并用家具挡上,成了一间不见天日的小黑屋。吴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。就在吴可到来不久,碧云寺中忽然多了一个胖大的“和尚”,还经常看到不少面目生疏、贼眉鼠眼的人,混杂在游客之中,并不时在殿堂内外窥探。在这种情况下,吴可只能整天呆在小屋里,白天,王海镜去上课,像往常一样,把外屋门一锁就走了,这时吴可将套间的门打开,利用透进的一点光线看书、看报。王海镜回来时,总是悄悄地带回一点咸菜和几个烧饼,给吴可充饥。王冶秋往往在夜深人静时,来到吴可的住处,报告在外面听到的各种情况。吴可则根据情况向他布置工作,并要求他在附近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,壮大革命力量,积极做好响应北伐的准备。

  就在吴可隐藏于碧云寺期间,北京的党团组织正遭受着巨大破坏,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血溅荒野;更为严重的是,以李大钊为首的领导机关与外界完全隔绝。吴可几次试图打通这个关系,都没有结果。一天,王冶秋忽然从城里带来消息: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,于4月6日清晨,出动数百名军警,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德,悍然包围并搜查苏联公使馆,将李大钊等20位同志捕去。根据这个情况,吴可连夜召集附近党组织负责人开会,研究应付突发事变的措施,并设法了解李大钊等人的下落。过了几天,陆续有消息传来:李大钊正在受着严刑拷打和折磨,但他立场坚定,宁死不屈,在法庭上宣传共产主义,弄得敌人都害怕“过堂”。吴可被这种革命正气深深激励,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念。

  1927年4月28日,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,悍然杀害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。

未标题-3.jpg

1927年4月,英勇就义的李大钊(中)

  吴可看过王冶秋带给他的载有李大钊等人牺牲消息的报纸后,悲痛交加,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的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火焰。“一定要报仇! 我们一定要报这血海深仇!”吴可几乎大叫起来。过了一会,他抹去眼泪,望着李大钊的遗像,带领大家举起手立下誓言:

  “大钊同志,我们一定要像你一样,斗争到底,流尽最后一滴血!”

  第二天,吴可就急于进城,寻找被破坏的党组织。下午,游客众多,“胖和尚”正在睡午觉。在王冶秋的帮助下,吴可化装夹在游客中间,离开了碧云寺。由于敌人搜捕很紧,他不得不到天津暂避几天,然后回到北京。不久,新的中共北京市委建立,吴可接通了关系,继续在市委的领导下,担负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重任。

  1927年6月,吴可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,准备成立一个以家庭作掩护的地下机关。接受任务后,他派胡健寻找合适的地点,并购买家具。开始,他在协和医院后面一个僻静的胡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户的两间小楼;不久,又迁到东城吉兆胡同8号。按常规,一个家庭必须有家眷;一个没有家眷的家庭,时间长了,很容易引起敌人怀疑。这个问题一时颇费踌躇。后来,经胡健介绍,一位名叫乐懿的女大学生来到吴可身边。乐懿是知名人士景梅玖先生(同盟会会员,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,曾被北洋军阀通缉流亡日本。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,1955年病逝)的养女,原籍江苏徐州,中学时代在香山慈幼院师范就读。当时在该班任教的张涤岩老师是慈幼院的党支部书记。乐懿在校期间,学习刻苦,思想进步,由张涤岩和另一位叫陈璧如的教师介绍,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党的组织。胡健在慈幼院就读时与乐懿相识,深信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。如果乐懿肯担负这个任务,在政治上是非常合适的。但是要一位少女来充当名义上的妻子,这需要有冲破封建礼教的勇气。胡健对这点没有把握。于是,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乐懿。此时乐懿和另一位女生李芙蓉考上了朝阳大学,正要进城就读,当胡健说明来意后,乐懿和李芙蓉俩人慨然同意,随之就与吴可住进了吉兆胡同8号党的秘密机关。乐懿与吴可以夫妻名义在一起生活、工作。

  为了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,吴可昼伏夜出,到处奔走活动。遇到特别不方便的地方和急需白天处理的事,就由胡健找乐懿送信联系。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多不在北京,过去靠单线联系的同志也很难找到,因此,工作开展很困难。一次,他两天没有回来,大家都很为他担心。原来,他在燕京大学召集积极分子开会时,被警察发现抓去。吴可沉着应变,加上该校地处京郊,警察都不认识他,他被拘留3天后,才从虎口脱身。

 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,乐懿一边读书,一边协助吴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。共同的理想,共同的生活,使得两人的感情一天天加深起来。不久,乐懿真正成了吴可的忠实伴侣。随着党组织在学校中的恢复和发展,吴可成了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。他时而城内,时而城外,时而西装革履,时而长衫礼帽,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青年学生运动之中。

  1927年8月1日,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消息传到北京,吴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,亲自把这个消息向各个学校的学生进行宣传。当他来到北师大时,专门负责监视行动的警察认为他形迹可疑,他又一次被抓去查问。由于在场的警察没有一个认识他,又没有问出什么结果,只好把他放了。吴可第三次虎口脱险,继续战斗在各高等学校之间。

  金色的秋天,香山枫叶似火,野果飘香。在卧佛寺后面的山坡上,来自朝阳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学生,三三两两地坐在草坪上,有的看书、有的写生,实际上这些青年学生正在进行组织活动。不一会儿,装成学生模样的吴可来到他们的面前,他们立即围坐在一块儿。吴可向学生们作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,鼓励他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,积蓄力量,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。吴可的报告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,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  李大钊牺牲后,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由王荷波主持。在敌人的刺刀和无数先烈的鲜血面前,北方区委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,决定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。因此,吴可在加快发展组织的同时,积极做好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。

  八七会议召开后,中共中央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的决议,派人及时传达到各地。北方区委按照决议的精神,拟定了武装暴动计划,并任命吴可为暴动总司令;同时秘密成立了北京市总工会,任命吴可为工会党团书记。接受任务后,吴可着手组织暴动大队,绘制暴动区域图,草拟北方区委实施暴动的通告,为暴动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
  1927年10月15日,北京市总工会派出的工人董建中,在西直门散发传单时被敌巡警发现,敌跟踪到西单藤牌营4 号工会机关。工会会长赵全林被捕叛变,供出北方区委、军事委员会、北京市委等秘密机关。敌人先后从上述机关捕去王荷波等17 位同志。吴可当天到汇文中学开会,归途中被敌人发现,敌跟踪而来。当他回到住处,准备参加王荷波召开的会议时(他不知道王荷波已被捕),敌人破门而入,将他逮捕。他受到秘密审讯后,于11月11日(农历10月18日)凌晨3时,被害于北京安定门外剑垛西边,年仅27 岁。

  噩耗传到了碧云寺中学党支部,同志们无不深感悲痛。尤其是王冶秋,他忘不了和吴可在一起战斗的日日夜夜。为了悼念18位烈士,就在吴可曾经住过的那间小屋中,大家为18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。与会同志拭泪发誓:“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,我们一定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!”

  吴可是李大钊最得力的助手。1949年12月11日,周恩来总理及中共北京市委有关领导亲临八宝山革命公墓,为吴可等18位烈士遗骨举行安葬仪式,以缅怀他们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光辉业绩。

(作者:韩玉春供稿中共宿州市委金莎娱乐研究室孙杰整理)


友情链接

关闭